2007年1月，薛涌在一篇文章中发表的批评意见更为坦率，他说：迷信专业教育，是剥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最好办法。
就事实层面而言，不可否认数字是人类智慧的产物，科技使诸多事项成为可能，但其本身处在非人的范畴之内，需要科学与伦理的对话。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常健质疑数字人权表达方式采取独树型表述的必要性。数字科技广泛应用于全社会必然会对人权法律系统造成激扰，但系统的自主性意味着人权法可以自主性回应这种外部环境的杂音。首先，目前已有大量学术成果从不同视角、理论和方法切入数字人权相关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共识与分歧交织的局面，需要通过学术梳理进行澄清，以便进一步发现数字人权命题有待消解的疑难。恰恰是因为生物人与信息人之间离身性关联，借助数字技术、基因技术虚拟甚至克隆出人的主体性，从而造成伦理危机，形成数字人性的悖论，导致非人模拟人的主体资格而存在。人权主体要清晰，人的符码化可能意味着人的主体性沦为人权例外。
人权、基本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三分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权利规范体系，在体系内部由于普遍性、重要性、最低基础性的差异形成了主体范围、优先次序、保护强度收缩递减的三元结构。从人权迭代的原理来看，新一代人权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其主张的人权功能已经不能被此前的三代人权结构所包容，因而才有必要探讨增设新的人权类型填补功能漏洞。古希腊人的正义观生动地展现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在麦勤劳斯和阿伽门农那里，正义指的是复仇，也就是合理地杀人。
要让我们的思考更加清晰，就得说明‘自然这个词在所有西欧语言中都有‘本质的意思。29在《伊利亚特》中，正义被称为dike。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是社会和心灵的和谐，不是冤冤相报的仇杀。正义既可以是社会正义或政治正义，指一个社会的制度公平合理，也可以是法律正义，指法律上双方公平合理，还可以作为伦理概念存在。
本体论上的这种存在决定了法律职业者的法律生活和伦理生活的不可分离性。考虑到这个词在日常谈话中的部分用法，我也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而，也有人认为，政治正义并不存在，因为正义只存在于被律法统治的人们之间，而律法只存在于不正义出现的地方。1我们衡量与评判一个制度好与坏是有价值标准的，即制度本身是不是合理与公正的。总的说来，nomoi不仅涵盖了成文法，而且也涵盖了为人们共享的社会风俗与基本行为规范。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既表现为法律职业人对法律规则与伦理原则的服从，又表现为对正义理念的直接追求，或者说，法律职业伦理和道德是用来为司法正义理念服务的。
因此，正义就是守法或公平，不正义就是违法或不公平。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位把哲学从神秘中召唤出来的人，或者说，是把哲学从天上拿到地上来的第一人。第二，历史有演进性，就人类总体说，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伦理道德也在进步。当然，制度有好坏之分，判断制度好坏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设置制度的目的最终能否实现与达到，而好坏问题可以说是价值问题最典型的、最通俗的形式。
在如何确定德性的标准的问题上，针锋相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标准和康德的法则标准。希腊文的‘法是nomos(该词也可以译成‘约定)。
首先是那些个人人格的基础构造赖以建立其之上的各种价值：勤奋，劳动本身，自我克制，以诚待己，即‘自知之明。(2)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也普遍为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
当然，参与就是承担，就是发挥作用。这种意义上的命运就是dike。正如唐代史学家吴兢在政论史书《贞观政要》中所言：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同样，我们在探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法律时，亦须着眼于精神态度特别是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法学教育和研究为主题的中央文件，是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立规矩、定方向、明体制、建体系、划重点、强保障的战略性、纲领性文件，在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 ,15 要推进法学院校改革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前者如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作出了顶层设计。1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第一阵地，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法治教育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第一，正确处理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就是扩大法学实践教学比重，让法科学生有更多到实务部门实习实践实战的机会，切实提高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2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校企、校地、校所合作，发挥政府、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在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
10《意见》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办好法学教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意见》提出，强化法学实践教学，建设一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法治工作部门、法律服务机构等接收法学专业学生实习实训工作制度，探索法学专业学生担任实习法官检察官助理，积极拓宽法学专业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渠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教育事业的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
第二，正确处理法律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关系。27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
二是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充分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学生要养成良好法学素养，首先要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在于人。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是法学教育的两大环节，承担着培养学生的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的重要功能。
一、法学教育方向论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向，关系法学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体现在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之中。19同时，法学教育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随着法律事务处理愈来愈需要专业化、系统化的知识和原理，一个未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的人是难以深入领悟和掌握现代法律操作的原理、制度和技术的，也就不可能成为富有智慧的法律人。
这类重要文本，既包括中央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等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又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重要规划、重要文件。正是基于对以上重要文本的研究，本文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概括为法学教育方向论、法学教育地位论、法学教育关系论、法学教育管理论、法学教育体系论、涉外法学教育论、法学教师队伍建设论等七个板块。
23第三，正确处理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
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是法治人才培养的两支重要力量。研究阐释法学教育理论，首先应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其理论精华、思想精髓、实践精义。
